第一次见到田方，是在银幕上，那年我才15岁，还在上初中，爱看电影。那是一部名为《壮志凌云》的影片，讲述的是一个叫田得厚的农村青年爱上了一个姑娘，但在国难当头之际，他毅然割舍下心中的爱情，与昔日“情敌”共同抗击敌人，最后英勇牺牲的故事。田得厚的扮演者就是田方。
这部电影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，在我心目中，田方就是田得厚，非常了不起。当时，我在北京，一点都不知道田方的情况，也不知道他在哪里。我万万没想到我以后的人生会和他紧紧地连在一起。
1938年秋天，我到了延安。我从小就喜欢文艺，到了延安后，我时常参加业余演出，每次有话剧演出我也总是跑过去看。那时，延安的剧场简陋而狭小。是用旧教堂改造的。一次，我挤在人群中看话剧《到马德里去》，忽然发现舞台上的那个黄头发、眼睛很深的“西班牙士兵”很眼熟，很快，我就想了起来，这不是演《壮志凌云》中田德厚的那个演员田方吗？他怎么会不当明星，跑到延安来，和我们一样穿布衣服、草鞋参加抗日呢？当时我就对他产生了一股敬意。后来，我又看了他演的话剧《日出》，他在剧中扮演流氓黑三，我觉得他演得真是好极了。一次劳动休息时，我听到不远处有人在议论他：”田方真不错，一点明星架子都没有，什么活都抢着干。”谁有难处他帮谁……”听着他们的谈话，我更觉得田方很优秀，非常了不起。
后来，老演员熊塞声给我们俩牵了线，我们开始交往起来，我也知道了他的许多事。田方是天津葛沽人，很小的时候，他父亲就去世了，他母亲一直靠抚恤金抚养他和他弟弟。后来田方考上了辅仁大学，大学期间，他参加了学生爱国运动，“9、18”事变后，他与同学们组成了南下请愿团，进行了游行和卧轨斗争。再后来，由于家境困难，他母亲无法继续供他念书，田方就只好辍学回家。1932年，21岁的田方到上海去谋生，进入了电影界，先后拍摄了《飞絮》《方云英》《生机》《小女伶》等影片。
田方以前结过婚，大我10岁，但当时我一点都没感到他的年龄大，反而觉得他很成熟，很可靠。田方也很喜欢我，记得刚见面不久，田方就告诉我说：“我当第一次看到你就深深地爱上了你，你知道吗？”
1940年冬，我们俩在延安结婚了。婚后，田方对我相当好，有时我耍小孩子脾气，他也总是让着我。婚后不久，我们把他的两个孩子从北平接到延安，一起生活。再后来，我们又有了两个儿子：田新新和田壮壮，我觉得我很幸福。
抗战胜利后，为了筹建新中国电影基地，田方冒着生命危险三进长春，并在一天之内，带领同志们在敌人紧逼的危险形势下，将当时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的全部设备运往鹤岗，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基地———东北电影制片厂，这在正常情况下都是难以想象的，因此，组织上授予他甲等功。1949年10月，北平电影制片厂（北京电影制片厂前身）成立，田方作为军代表接管了该厂，任该厂厂长。田方非常热爱电影，最想做的事就是拍电影，但这时，组织上任命他当电影局副局长，考虑再三，他还是放弃了电影事业，接受了组织上的任命。他这人从不计较地位与待遇，只知道认真地完成工作任务。
他离开了表演艺术，我倒是在银幕上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，拍了很多部电影。1954年，我考进了中戏表演训练班，当时，新新和壮壮还很小。田方送了我一个笔记本，扉页上写道：“做一个好学生”，并要我不要牵挂孩子，家里有他照应。期间，壮壮患猩红热住院，医院都下过了病危通知，可是田方怕影响我，都没告诉我，都是他一个人在医院陪着孩子，直到我学习结业后才让我知道。
1963年，北影厂筹拍《英雄儿女》，导演找到田方，请他出演王文清，当时他觉得自己好长时间没拍过电影了，怕自己一下子难以胜任，在导演一再要求下，他才答应下来。
1974年，田方患胆管癌住院，他当时对“文革”中的许多做法极不理解，他认识江青，但从没有想要去找她，从而借机往上爬。他很瞧不起这种做法。他在病危时对孩子们说：“这是第一次。”新新和壮壮就问他什么是第一次？他说去问妈妈。孩子们问我，我哪里敢说？“文革”开始时，田方曾对我说过，打倒那么多的老干部，在我党有史以来是第一次。
他临死的那个晚上，我关了灯，心情沉重地坐在病房里，我真的没想到他会要离开我和孩子。忽然他叫我：“于蓝，你睡不着吧？坐过来。”我坐在他的床边，他大声说：“周扬同志，周扬同志！”我很害怕，要他别喊，他说：“于蓝，你太迂腐了，他们都在演戏！”我不知道他所说的“演戏”，是指“四人帮”的所作所为，还是指我们对他隐瞒了他患癌症的真相？最后，他说：“我的钥匙在门上！”他指的是办公室的钥匙，“我还有个存折也许对你有用。”
他病逝后，我在他办公桌的抽屉里找到了那个存析，上面有200元，这都是从他每月20元的生活费中省出来的。
（摘自《华夏》2000年6月号，于蓝口述，朱子峡采写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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